《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此书收集的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此书是关于社会结构本身及性质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并以此作为一个方向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
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关键词“乡土”了，它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线索——至少在那个年代。乡下人是中国的基层，从基层看去，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本质是产生乡土文盲的根本原因，只有这一乡土性质发生变化，文字才能下乡。作者在这一部分运用的分析方法看来是较普遍的，即从现象看本质。人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了社会行为的差异，体现在我们的差序格局：中国与西方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西方人则是融在集体中独立平等的个体。还有秩序的差异，有礼治、法治、人治之分，就中国的传统而言(可能受儒家影响)礼治较明显，而西方则为法治秩序;另外在政治制度、权力结构等方面要上升一个层面再论，这也是我需要更进一步学习的内容。
读完《乡土中国》，再看乡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这两对差异亦或矛盾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人和人的相互关系、社会和人的特点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剪影。
作为一本社会学入门型的书，《乡土中国》以典例论证解说，易于读者接受。我读过之后的确感受颇深，相信大家读了也会有所体会。
初看此书，我总是想到艾青的一首诗——《我爱这土地》，诗中的一句话尤为深刻：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想就书中的一些句子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书的开头提到了一个在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说中原的一家家总是划着一小方地来种植，而没有想到利用这片地的其他方法。似乎是这样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在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国家，我们的土地的依赖性已根深蒂固。“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我们脚踏实地，我们热爱这土地，我们珍惜这份与生俱来的土气。
当看到费老写到自己第一次出国，他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包裹着的灶上的泥土塞在他的箱子底下时，我想到了我的家乡潮阳。众所周知，潮汕地区过节拜神的活动有很多，有人说这是迷信的做法，但是在我看来，这也算是内心的一份信仰，对神明的敬重源于先人，源于环境的耳濡目染，这份敬重一代一代相传下来，慢慢地成为了一种传统。这份淳朴的土气，让我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自然、不做作。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社会竞争没那么激烈的那时，人们之间要建立起信任也就没有现在来得那么困难。没有相互之间的算计与心机，单纯的，就是心里油然而生的相信而已，这便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实实在在的、不加修饰的、饶有魅力的。
像书中的一句话说的那样：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象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中国便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久而久之我们便有了一份“土气”，无需觉得丢脸，这本身就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我们该庆幸，这是我们的家的标签，是我们的根。叶落归根而我归往何处?我们都知道，落叶尚要归根，人也是一样的，倘若忘了根在哪里，要如何回家?
时常看到历史的书籍里会讲到很多家族的长者坐在一起召开长老会议，并选出德高望重的人代理村里的事物。
在乡村里，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众多的事物都会和家族发生关系，都会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着。如果事情小，夫妻二人就可以解决，但若事情大了，全族的人都会干涩进来。在家族里，最有威望的就是族长，他代表家族的形象与利益。而当家族与家族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时就需要长老的协调，长老一般不止一个，他们总是由各个家族的长者组成。长老处理各种纠纷既不是依靠权利，也不是凭借大家的协商同意而产生的效力。他们主要依靠仁礼道德来管教人们!他们依靠传统的约束!所以他们总是很重视教化的实施。但这就不得不产生一个问题，传统的东西也有过时的时候。这时应该怎么办呢?反对吧。长老领导下的礼制社会是不允许反对的!于是，在现实的社会中，新生的年轻人既然没有能力去反对传统的东西，但他们可以选择是积极地执行还是消极的对抗。这也就产生了书中所说的“名实的分离”。
这所有的一切是在西方社会所不能看到的。西方拥有议会的传统，他们更多的是同意的权利，只要同意形成的机构不能满足大多数同意者的意愿，机构就有被反对推翻的可能。他们的行事原则主要依靠法律的约束，他们要求执法者依法而治。